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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修四川通志稿》首次出版一介巴蜀书生的中国梦

  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,十月平壤清军溃败,黄海海战失利。宋育仁忧心如焚,歌哭激昂。这期间,龚照瑗回国述职,宋育仁留守伦敦代理公使一职。就此,一件难以想象、近乎传奇的惊人行动,在这位中国书生胆大心细的策划下,竟然发生了:宋育仁与使馆参议杨宜治、翻译王丰镐等密谋,拟购英国原卖与智利和阿根廷的兵舰5艘、鱼雷快艇10艘,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,同升国际娱乐58元组成水师一旅,托名澳大利亚商团,以保护商队为名,自菲律宾北上突袭日本,企图以此扭转乾坤。

  谋定即动,宋育仁一面报请朝廷批准,一面征求几位不甘屈辱的封疆大臣如两江、两湖总督刘坤一、张之洞等的支持,同时,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,与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夹甫士、英国康敌克特银行经理格林密尔等商定,借船款200万英镑、战款100万英镑,买舰募兵,由原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少将为统领,其各级战斗人员,亦经募集妥善。真把这乍看不可能的奇谋,搞到“炮械齐备,整装待发”了。

  慈禧和李鸿章等当权派一味求和,很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,败局已定,宋育仁望洋而叹。

  1895年中日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国人群情激愤。八月,在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的奔走推动下,组成中国第一个维新改良政治团体“强学会”,同升国际娱乐。会员推举数人负责日常事务,陈炽为会长,梁启超为书记员,宋育仁为都讲,主讲“中国自强之学”。

  强学会遭顽固派弹劾被迫解散后,宋育仁又单独上书恭亲王奕忻,率先提出改革财政、废科举、改学校等变法措施,又遭到阻挠不被采用。宋育仁怀才不遇。

  1896年春,宋育仁的《呈清理财政折》提出理财四事:开矿、铸币、设行、行票,开始系统阐述其经济主张。祭酒张伯熙以宋育仁熟悉外洋工商之学,举荐他回四川办理商务、矿务,清廷允准,恭亲王并谕令四川总督鹿传霖“将矿务商务与之逐一讲求”。

  1896年三月,宋育仁奉旨回川办理矿务、商务,是四川维新由思潮走向实践、突飞猛进的一个显著标志。宋育仁回川后,凭借他的学识和影响,广泛联络志士,在成都、重庆两地演出了精彩的“双城记”,极大地促进了四川维新运动的开展。同升国际官网下载

  宋育仁在重庆设商务局,大力创兴实业,先后推动开办了洋车、洋烛、玻璃、烟卷、药材、白蜡、竹棕、青麻、煤油、煤矿、锑砂等33家公司。宋提出兴办公司的目的是“保地产,占码头,抵制洋货,挽回利权”。各类公司所办企业的原则是:“不招洋股,不借洋款,不动官款”……这些主张和政策,大大促进了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。一时间,重庆、成都、泸州、嘉定等地,民族资本实业如雨后春笋。

  宋育仁在兴办实业的同时,又着手创办宣传变法维新的报刊。1897年10月,他联络杨道南、潘清荫、同升国际娱乐58元,梅际郇等,在重庆白象街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报刊《渝报》(旬刊),由此成为巴蜀报业第一人。1898年,宋育仁到成都兼任尊经书院院长,又同杨道南、吴之英、廖平等人,创办了成都第一家报刊《蜀学报》,并附刊《蜀学丛书》。

  宋育仁还抓住了建立组织、广罗人才的关键之举。他联合潘祖荫、邓镕、吴之英等,于1898年5月在成都发起成立“蜀学会”,团结了一批维新志士和爱国官绅,与杨锐、刘光第等在北京建立的“蜀学会”相呼应。时值戊戌变法进入高潮,一时间,由他任院长的四川最高学府尊经书院成了宣传维新思想、鼓吹维新变法、培育维新人才的大本营。

  宋育仁不仅在尊经书院大讲新学,增设新课,而且推动各地兴办了多种新式学堂。1897年成都办起“中西学堂”,以培植“讲求实学,博通时务”的人才为宗旨。1898年,重庆也设立“中西学堂”。不少州县也接蹱而至,“立新学”、“开风气”,“蜀学朋兴”,千万巴蜀学子大受其益。

  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,圆明园毁于一旦,国人震惊。国破“家”亡的宋翰林逃往西山避难,满腔的激愤、悲凉、无助乃至失望、灰心,集中反映在他的数十首影响了之后一代清词的《西山词》里。

  1906年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,震动很大。端方归来在给宋育仁的信中肯定地表示:“立宪政体几遍全球,大势所趋,非此不能立国。”当年9月1日,清廷下诏“预备仿行宪政”。1908年8月27日,颁布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《钦定宪法大纲》。

  宪政风潮大起,曾被打压的维新派大多举起立宪派的旗帜成功翻身,宋育仁身兼变法元老、学术大家、经世能员的身份,又有出洋背景,炙手可热。他先是从上海投奔了老同年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,在天津的北洋造币厂任总参议。回到北京后,恰逢朝廷改革官制,许多新部门成立,都缺少拿得出手的新式官员。宋育仁这种新政行家顿时成了抢手货,他分别在学部、礼部、民政部、邮传部、度支部挂职——所谓“带职五部”,还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任了两门课。

  辛亥起义,清廷覆灭,革命成功。宋育仁1912年带着全家搬去江苏,他选择的地方,是后来颇有名气的茅麓。茅山以道教圣地扬名,宋育仁性格里也凭添了几分清虚冲淡之气。

  民国初年乱兵流窜,烽烟四起,茅麓也被战火牵连,成了废墟一片。无奈的宋育仁重回北京,作了国史馆纂修,代老师、馆长王闿运主持馆务。

  1914年,袁世凯唆使其党羽组织“筹安会”,鼓吹复辟帝制。宋育仁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上反袁称帝,被拘于京师步兵营数月。直到袁世凯复辟失败他才返回成都,寓居少城锦江街。

  1916年,执掌四川国学院的廖平邀宋主讲。后来宋育仁继任国学院院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篡,在国学院主讲经学,创办“专为发皇内圣外王之道,以见国学之博大精深”文章的《国学月刊》,共出版23期。

  十余年间,饱经沧桑的宋育仁,在成都东郊东山由故旧赠与的丘陵坡地(如今的三圣花乡幸福梅林)上,建起“东山草堂”与果园、莲池,成为这片土地九十年前最早的综合开发者。宋育仁借诗自嘲“凭将万字平戎策,换得东山种树书”,其实,一生倔强、不甘寂寞的他从未退隐,半年居乡,半年居城,于无声处进行着文化薪火的执著传递。

  远离了喧嚣中心的宋育仁并不孤单,同升国际官网下载他的周围有好些同伴,大都是在前清取得过功名、又以学识渊博闻名的川内耆旧,包括尹昌龄、徐炯、廖平、曾鉴、骆成骧、刘咸荥、赵熙、陈钟信、林思进、方旭、颜楷等成都的“五老七贤”。就是这些被当时“愤青”讥讽为“五个老不死”“七个讨人嫌”的“过气”的“老家伙”,在息战、慈善、教育等公益事业上倾力而为,尤其为四川的文脉延续,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。

  宋育仁以最后的心血和精力,主修完成了清嘉庆以后的唯一一部《四川通志》手稿以及出版了家乡的《富顺县志》。自修省志开始,宋育仁“既疲神于铅椠,复纷志于筹署”,在精神与金钱(筹款)的双重压力下,终于心力交瘁,于1931年12月5日遽然病逝,享年74岁,葬于东山。

  宋育仁晚年,门生汇集其著述所编的《问琴阁丛书五种》石印传世,约占其生平著作的十分之一。

  10月26日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、四川省图书馆、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,在成都举办一场图书发布会——由四川省图书馆研究员、文史专家王嘉陵主持整理的大型省志丛书《重修四川通志稿》,全套共62册,已经全部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。

  据王嘉陵在发布会上介绍,他所主持整理的《重修四川通志稿》,是民国时期由宋育仁主持纂修的四川省地方志稿,也是民国时期四川唯一一部大型通省地方志稿。之前,自清嘉庆至民初100多年未修省志,之后,迄今又近100年所修的志稿未曾结稿付梓。此志重修的意义在于,“填补清嘉庆之后至民国前期100年间,四川无省志的空白。”

  王嘉陵说,“宋育仁主持编纂的《重修四川通志稿》手稿,是一部重要而特别的志稿,原稿应为300多册,因部分篇章和“艺文志”缺佚,现存四川省图书馆242册,加上四川大学图书馆所存1册零本,计243册。由于该志稿卷帙浩繁,存放年代久远,多散乱无序。再加上其他因素,该志成稿80余载,辗转递藏,多次搬迁移交,已有部分亡佚,大部散乱无章,封存于书库,渐成残稿。众多学人关注此稿,却无缘一阅。很多学者也曾翘首以待,希望尽早对之进行抢救性整理出版,以满足研究的需要。”

  2013年,国家图书馆推出“民国文献保护计划”,该志稿获得课题申报和专项经费,使这项整理工作得以开展。王嘉陵主持并组织省图多位专业人士参与,集中精力花费2年时间,终于将之抢救整理出来,并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首次出版,使之免于濒危失传的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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